一旦藩镇接受上供，在政治上就有了很强的象征性，象征着藩镇对朝廷的臣服。给藩镇之下的士人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，那就是朝廷还是有很强控制力。同时这也是一种试探，如果藩镇连正赋都不愿意上供，朝廷就该采取其他态度对待藩镇了。

为了两万贯不值得跟朝廷闹翻，但之后李慢侯明白，朝廷肯定会开始从其他合理合法的地方，继续整顿藩镇财政。私盐肯定要打击，这块不但是重头，而且朝廷占理。一旦朝廷控制了藩镇的盐税，就不仅仅是象征性的问题，而是真的对藩镇财政拥有了掌控力，失去盐利支撑的藩镇，大多数都撑不起现在的军事力量。要么在经济上依附于朝廷，要么只能压缩军队。

在私盐问题上，李慢侯不打算硬抗到底，这不是他的底线。尽管私盐每年已经可以给他带来一百万贯左右的利益，可为此跟朝廷走向对立，非常不划算。李慢侯比较担心的是江北林永集团，他们的财政对盐利依赖性极大，没有私盐买卖，好几家都撑不下去。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，反正之前的私盐贩卖，他们就一直在铤而走险。

相比较而言，李慢侯的财政一直较为良性，因为他一直在控制财政开支。他对此极为重视，否则他也不可能分地盘，用这种方式刺激部下。全都用钱的话，他其实也支撑不下来。他的财政开支一直居高不下，每年都在千万贯上下徘徊。他无法压缩，但极力限制继续扩大。因为千万，是一个他能承担的范围。

李慢侯目前的财政收入来源，不计公私，略超千万这个数字。开海带来的收益，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大，目前还只有三十万贯，加上开海带动的商业繁荣制造的收益，海州、淮阳军境内的商税收入总计一百万贯。私盐买卖一百万贯。更多的是靠土地收益，遍及长江以北的近千万亩土地，每年带来的地租收入有三百万斛粮食，粮价依然不低，这笔粮食价值就接近千万贯。

他通过发行粮票等方式，每年还能收入一百万贯左右的铸币税。总收益每年大概在一千四五百万贯，刨除一千万贯的支出每年能盈余几百万贯。可如果他承担了林永集团的全部开支，几乎就剩不下什么。

因此朝廷要在李慢侯财政的边缘动手，他的压力不会太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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